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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里放不下的课桌

发布时间:2020-03-02 11:24:06 阅读: 来源:表带厂家

马未都对占海特不吝褒奖,说没想到这样一位女孩会成为争取教育公平的第一人。我认为占海特的初衷与本能,应该是争取一个孩子在父母的身边成长的权利,按理说,这是每一个孩子与生俱有的权利,但在当下中国,却有大量的孩子被迫和他们的父母骨肉分离。令人痛心的是,这种现象并非个别,不夸张地形容,这些被社会学家命名为留守儿童的孩子是被忽略的一代,他们正以自己的痛苦、恐惧和孤独,成为我们这个社会的牺牲。

关于他们,我有故事。

2008年5月,汶川地震发生后,我去四川灾区采访。

在映秀一所小学的废墟前,我遇到一对夫妻。据他们自己叙述,5月12日,他们在得知地震消息后,第一时间就从务工地宁波往回赶,等他们费尽周折赶回映秀时,已经是地震发生后的第8天了。

那时,他们的女儿仍然埋在废墟里。

我问:孩子多大?

丈夫说:11岁。妻子反驳说:98年6月生的,还没满10周岁。丈夫又说:明明是97年生的,你急糊涂了吧?妻子继续坚持:98年6月生的俩口子最后谁也没说服谁,就在埋葬着他们的女儿的废墟前,他们忘了那个已经3年半没见过面的女儿的生日。

我后来到处说这个故事,每次说,我都很难受。

我不知道应该骂谁?

我只能说:一个造成骨肉分离、天伦缺失的社会,是不道德的社会。

还是在四川地震灾区,一些有钱人要捐钱,在电视上眼含热泪地发誓,要在大山深处建最好的希望小学。

我后来碰到他们,就对他们说了那个故事。

我问:为什么要在大山深处建最好的希望小学呢?为什么不能在最繁华的城市建最好的希望小学呢?比如北京,每年有超过400万的外来务工人员在首都打工,就算每10位外来务工人员有一位有孩子,那也是40万的骨肉分离,他们全部被挡在了所谓首善之都的校门外。

我有个女儿,3岁多,跟着她妈妈在浙江打工。

国庆长假,我去看女儿。有一天,她突然吵着要我给她买把枪当然是玩具枪。我一边买一边感慨:现在的小姑娘不爱红装爱武装。说实话,这个女儿开始让我头疼,比一般的男孩都顽劣,小小年纪,已经很有些江湖气,类似要枪要炮的勾当,已经不是第一回了。

枪买回来,女儿欢天喜地地出去了。

过了一段时间,我想看看她玩得怎么样了,于是房前房后地找。在一条弄堂里,我找到了,和一帮小屁孩厮混在一起,领头的是一男孩,也就7、8岁的模样吧!跟个老大似的领着我女儿他们冲杀。

我发现那男孩手里拿着的,就是我刚刚给我女儿买的枪。

我问女儿:是不是他欺负你抢你的枪?

女儿说:不是,是我给他的。我又问:为什么?

女儿回答:我给他枪,他就让我跟他一起玩。

看她那认真样,我哑然失笑。

这让我想到另一个女孩,我朋友的孩子,那年秋季入读她所在城市最好的小学,为此,她父亲赞助了学校5万元钱。交赞助款的时候,这孩子跟着去了,眼看着点钞机哗哗地数钞票,小姑娘喃喃地说:要花这么多的钱呀?

故事不同,性质类似。

在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理论中,阶级与生活际遇(Liftchances)息息相关。

所谓生活际遇,指的是个人能有丰裕的物质生活、创造良好的生活环境与经验的机会。生活际遇反映在居住环境、教育与健康等项目上。一般说来,高社会位置会改善个人的生活际遇,为其带来更大的社会福利;反之,在社会底层的人们,只能将其有限的资源都投注在生活所需之上。

以上面提到的两个女孩为例。

在我们这个社会,户籍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我们的生活际遇。两个女孩遇到的问题都是因为户籍造成的,一个要融入当地社交圈的外地人,一个试图进入更高级学区的上进者,她们进行的就是一种社会流动,而要完成这个流动,她们要有付出。

社会学理论有代价一说。

于那两个孩子而言,一把玩具枪或者5万元的赞助费,应该就是代价,这是她们有限的资源。如果我的孩子是在自己户籍所在的城市,而我朋友孩子的户籍恰好就在最好的小学学区内,那么,她们有限的资源就不会成为必须投注出去的生活所需。反过来,得到玩具的男孩和得到赞助的小学,会因为他们各自所得的积累,衍生更高的准入门槛。

下一回要和我玩,可能就不是一把枪能搞掂的。

而那所要5万赞助的小学,头年只要3万。

几年前,全国妇联、中华家庭研究会举办了一个中国人口问题研讨会,会上透露中国当时有1.2亿农民常年在城市务工经商,由此产生近2000万少年儿童留守家中。其中14周岁及以下占86.5%。按照全国3.6亿儿童来计算,每18个孩子就有一人没能与父母共同生活。

这是一个让人震惊、也同样让人心酸的比例。

几年下来,这个2000万的数据不减反增,增加到了5800万。5800万孩子以童年的孤独为代价,成为他们及其父辈进城的成本。

尽管在城市找一份长久的工作希望不大,但是毕竟进入某种生活圈子,得到更好服务的机会通常要比在农村多由此而引发的面向城市的迁移确实堪称为数量惊人的庞大,具有历史意义,发生在中国的这一进城仪式尤其令世界关注。

社会学家认为,以农民大量进城为标志的城市化进程,一定存在着大量需要政府关注和政策解决的社会问题。

江苏省妇联曾经联合南京师范大学的部分研究生,专门组织了一次父母在外务工的农村留守儿童生存状况的调查。最后拿出的调查报告认为,由于对农村留守儿童存在的问题和对策研究匮乏,导致社会舆论关注不够,相应地也就阻碍了相关政策的出台,未能有效推动社会各界合力,及早改善农村留守儿童的生存现状。

这份调查报告显示,农村留守孩子由于家庭环节缺失,导致人格发育不健全,隔代抚养教育容易造成对孩子的过分溺爱,有没有父母在身边大不一样。另外,从生活上看,由于监护人大多为祖辈或亲友,安全得不到保障。全国各地,留守儿童溺水、触电、打斗等意外伤亡事件屡见不鲜,甚至被拐卖、被侵犯的恶性案件也时有发生。

有专家指出,留守子女的教育和监护需要建立完整的体系。

武汉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周运清认为,最关键的还是让留守孩子与父母在一起,这也是解决农村留守孩子问题的根本所在。政府应制定和实施优惠政策和配套措施,彻底打破维系多年的城乡二元经济体制,使流入地的农民享有与城市市民平等的权利和社会权益,否则种种歧视,同样会抑制孩子的身心发展。

每年9月1日,不是所有的中国孩子都能雀跃着走进校园。

一位摄影记者具象了这个社会辛酸的一幕。这位记者为自己的图片配文说:8月27日,广州火车站,一名小候鸟返乡前对妈妈嘟起了嘴,随着中小学开学的临近,再加上城市打工子弟上学难,在城里度过暑期的小候鸟们陆续返乡,又开始了和父母分居的生活。

没有舆论不为这样的社会街景动容。

2011年9月,有关部门宣布中央财政计划在十二五期间拿出500亿来,重点支持中西部地区和东部困难地区发展农村学前教育。主流媒体对此评论说:增加学前教育的财政投入,既可以一定程度地缓解近年来日益凸显的入园难、入园贵问题,也是基础教育投入向学前阶段的推展。这种政策上的变化,应予以充分肯定。

有观察家因此指出,500亿投到农村,服务对象是一批最需要亲情守望的学龄前儿童,而这些孩子的父母,又是城市最需要的青壮劳动力,这是一种怎样的东拉西扯?

有没有一个机构出来告诉决策层,民间究竟有着怎样的政策期许?在维护和保障我们的孩子的受教育权利之前,我们的孩子更需要的是亲情的呵护与天伦的常在,既然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需要这些孩子的父母离土进城,那么,国家和社会就有责任与义务为这些孩子预置生存的空间。

一个真正负责任的政府,怎么能让它的人民饱受流离与分离之苦?

我们的城市真的已经拥挤到只能放下外来务工人员的一张床、却不能放下他们的孩子一张课桌的地步?(黄茂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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